长期以来，特别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产品，无论是生产、运输、价格、项目的审批，都赋予了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能源的商品属性被弱化。
　　日前，2014年中国(北京)国际能源峰会暨第三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定价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煤炭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取消了煤炭订货会的形式。电价异场异价的定价模式变为地区的标杆电价，发电领域已经打破了垄断，实现了多家竞争办电的局面。但是，我国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能源领域存在不少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做法，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体制不顺 能源改革任务繁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在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我国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能源供给体系，能源技术装备的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明显改善。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我国当前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比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比较严重以及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多方面的困难和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能源使用的规模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我国能源是计划经济时期严格实行计划管理的产品，存在能源供应长期短缺、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背景下，能源产业的改革发展任务尤为繁重。
　　能源产业市场化改革将激发市场活力，更有力保障我国能源供应水平，优化能源供应消费结构。但能源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各方面认识并不统一，导致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缓慢。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认为，拖延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包括：一是特殊论，认为煤炭、电力、油气是特殊商品，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二是安全论，认为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安全；三是控制论，认为能源是国民经济命脉，必须垄断经营等。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标准的能源管理或者电力体制模式，各国都是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以及不同的自然禀赋采取不同的能源、电力管理模式。范必在《中国能源政策研究》中表示，我国能源体制很难说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各种制度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难以找到切入点，因此他提出了“体制亚型”的概念。根据判断，能源体制是多重体制亚型的复合体，有计划体制、市场体制，计划体制中有直接计划、间接计划，有传统的计划方式，有新的计划方式，双重体制当中，有影子计划，有垄断计划，有外生计划，还有差别计划。
　　对此，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赵家廉认为，在政府层面包括各级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产业政策是好还是坏，能不能带领行业转型发展，应该有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
　　垄断突出 改革还需从全产业链入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敏表示，能源行业长期存在的行政垄断、自然垄断以及价格管制导致我国能源企业效率低下，间接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特别是能源行业的价格管制造成了市场信号的严重失真，需要打破我国能源领域现行的行政性垄断和价格管制，利用市场和政府的手段理顺能源价格，让价格真实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外部性。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能源领域完全可以市场化，我国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做到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由契约规范交易活动。
　　不过，中海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指出，我国政府参与的能源行业过深，交叉补贴等各种做法太多，作为能源核心的电被扭曲了。而能源价格的扭曲就从电力这开始，全世界天然气消费最多的是发电，其中我国天然气的价格大概是美国的4~5倍，可是我国的电价跟美国平均电价基本持平。陈卫东认为，如果不理顺整个机制，其他能源改革都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把电力作为一个核心平台重新考量顶层设计和能源改革。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表示，我国能源改革有三个约束的制约：第一，能源供求平衡的制约或调结构的制约即经济转型，要转到能源中低速增长、经济仍然中高速增长的消费结构。第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制约。第三，现在我国经济处于换档期，下行压力比较大，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困难。所以，当前我国能源改革绕不开这三个制约的问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
　　范必认为，只有从全产业链角度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才能克服条块分割难题。在问题导向下进行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可以提出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一揽子改革方案。
　　“限”字当头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王进指出，我国还不能实现能源独立，但能源改革、能源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说到底是要探索能源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能源改革的目标是有比较稳定的能源供给；第二，有比较经济的能源价格；第三，清洁的能源；第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事实上，我国现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措施有很多，而且都是以治理雾霾为主，比如限煤、限电、限汽车等，但这些限制性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雾霾？不过，限了总比不限强，限了总能起点作用，但作为科学决策来讲，显得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能源的使用是支撑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时候，特别要考虑到对于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范必认为，当前，现代产业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扩展到产业链的竞争，下一步的能源改革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顶层设计全产业链改革，将能源领域不完全市场产业链改革为完全市场产业链，以产业链为单位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比如解决煤电矛盾不是靠煤电联动，而是通过电煤并轨、铁路运力、电力体制改革来解决。解决气荒和石油供求矛盾问题，不是在交易环节解决，而是要从区块出让开始、勘探开发、管网独立、进出口权、流通体制、城市燃气方面进行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比如能源主管部门可以提出一些顶层设计方案。
　　第二，国企改革与行业改革相结合，目前有的行业就几家国有企业，比如电网、油气、核电。如果国企主管部门搞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行业改革，企业自己出台改革措施，由过去的“点式改革”到“链式改革”，把国企改革和行业改革统筹起来考虑。
　　第三，改革政府的审批与监管制度，只有在政府主动作为下才能解除各种管制措施，才能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下一步，我国应当下放大部分审批权限，放开竞争性业务，并明确政府应该监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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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源海外淘金加速 多点开花掀并购高潮
　　近日，中国国家电网“迎娶”意大利CassaDepositiePrestiti(CDP)旗下能源网络控股公司CDPReti的消息又为火爆的海外并购市场锦上添花，28亿美元的“聘礼”虽不是太高，但是，这起并购案却是中国在意大利最大投资案，也开启了能源企业海外并购的新高潮。
　　事实上，能源企业一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领头羊。统计显示，近5年来，中国企业出境并购较多地集中于能源领域，能源及矿业类企业以1393.93亿美元、占比71%的份额高居并购细分行业之首，且数额惊人。
　　来自投中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金额较高的并购案包括2008年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以14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英国矿业巨头力拓12%股份、2009年中石油500亿澳元收购埃森克美孚持有的澳大利亚rn液化天然气项目、2013年中海油151亿美元现金收购尼克森等。
　　今年以来，中国能源企业出海并购的大戏轮番上演。据相关机构统计，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对外能源矿产领域的投资总数达22宗，位居各行业之首。这22宗交易中有16宗披露了交易金额，总计约133.66亿美元，占该季度中国对外投资并购总金额的25.94%，较第一季度的20.92亿美元增长了5倍有余。
　　这些海外并购案的背后推手是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迅速上升。2014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今年上半年已达到31.9%，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持续快速上涨的能源需求和国内各类能源资源的日益稀缺，将会迫使更多的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寻找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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